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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 科学技术创新教育 作者:樊蔚勋
文/ 图/   访问量:633   发布时间:2014-01-07


作者简介:樊蔚勋(1930-),男,汉族,中共党员(1954-),江苏扬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国家重点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退休),主要研究方向为飞行器结构局部强度。1944~47年,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土木工程科毕业;1948~52年,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2年、理学院数学系毕业;1952年11月,国营南昌飞机制造厂飞机设计科强度组组长;195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批准破格晋升航空四级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导师钱伟长);1956年9月,应所长钱学森邀请和亲自主持,在中科院力学所学术研讨大会上,做了关于飞机结构强度的技术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摘要: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教育思想[1],同样指导科学技术创新教育。毛泽东1964-07-05对大学工科高年级学生谈话:反对了填鸭式(注入式)教育;热情展望了大学工科教育智慧化的生龙活虎的景象,并对其高年级学生的智慧水平提出了严格的数量指标要求。这是我们培养创新型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前进指南和灯塔。本文主要根据毕生的亲身体验,讨论了如何遵循毛泽东教育思想,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培养创新型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创新,智慧化,科学科技观
   
   
习近平总书记(2013-07-17)在北京视察时指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和焦点是科学技术。现在,各主要国家都在抢占未来科学技术制高点,包括国防科技制高点”。
   
习近平(2013-07-21)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培养和吸引人才,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习近平称 :“工業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一)大学工科教育 智慧化
   
钱伟长(1957-01-07)说:“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应当以数、理、化三门课为主,如果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什么都好办” [2] 。

1.深度:
   
所谓“学得透彻”是指:不仅要学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各项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知识,清“彻”地发掘和掌握,前人在发明创造知识过程中的智慧(唯物观点、辩证方法、四个能力),以此来得到正确地看待知识、获取知识、驾御知识和发展知识,智慧统帅知识,智慧是知识的精髓。前人在发明创造知识过程中的智慧(需要我们发掘和掌握),则是培养我们创新能力的好老师。钱伟长“学得透彻”,实际上是指大学工科教育智慧化。
   
中小学里的数理化是作为“知识”来学习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积累知识有余,开发智慧不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有余,“观察问题、提出问题” 能力不足,“应试教育”便会乘虚而入。大学里的数理化则是作为“科学”来学习研究的。科学技术是发展的,有其活生生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消亡”是指,旧有的科学假说、理论被新的实验事实所推翻,旧有的落后产品被新的技术产品所淘汰。科学技术不是一潭死水,不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初等(中小学)数学处理的是常量,有传统的形式逻辑就够了,但高等(大学)数学处理的则是变量,大学数理化还必须发展到辩证逻辑才行!
    
瞬时速度在数学上的定义为,当时间间隔趋近于零、即为数学无限小时,对应的平均速度无限数列的极限。数学无限小不可能绝对实现。作为实验科学的物理学所定义的瞬时速度则为,当时间间隔足够微小时的平均速度,所谓 “足够微小”是指:如果时间间隔继续减小,其相应的平均速度在测量误差范围内趋向稳定即保持常量,常量无限数列的极限当然就是常量自身,这就是瞬时速度数学定义的相对实现,其相应的 “足够微小” 的时间间隔称为 “物理无限小”。
   
把一个自然 (物理的、化学的)现象,过渡到一个高等数学分析的问题,经过数学计算求解,再把计算结果还原过渡到原先的自然现象中去,这来回两个“过渡”都需要面对(绝对、相对)、(数学无限小、物理无限小)的矛盾。只有认识深度达到这个层次,才能“透彻”了解和正确处理高等数学分析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的应用。

2.广度:
  
“知其一不知其二”,常为人们所诟病。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则为人们所赞许。这两个“及”所遵循的途径,就是审慎严谨的逻辑推理。怎样鉴别“粗”和“精”、“伪”和“真”?这就需要证据,需要形成证据链,这个“链”条就是审慎严谨的逻辑推理。
   
就培养创新能力来说,审慎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太重要了!工科大学生没有受到足够的培养训练。中学数学里的初中平面几何、高中平面三角恒等式的证明题,都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工科大学生,往往把高等数学仅仅做为知识工具来看待,而忽视其培养高度概括抽象思维和审慎严谨逻辑推理的能力。本文把唯物辩证法科学世界观、逻辑学(含辩证逻辑),合称为“哲学科学”。
   
工程技术问题中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如果对所有各个影响因素全都进行审慎严谨的逻辑推理,那就一步也迈不出去,往往得到“死脑袋瓜”的批评。一定要亲赴工程技术现场第一线展开深入调查研究,区别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对于主要的,充份发挥审慎严谨逻辑推理的能力,穷追猛打,追根究底,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对于非主要的,可转而采取灵活宽松的态度,这样就能经常听到“很有创造能力”的赞许。60多年过去了,笔者至今仍然感觉受益于当年清华大学数学系培养的审慎严谨逻辑推理的能力。

3. 综合应用
   
1949年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二年级,学习孙绍先教授主讲的电工原理课,对笔者教育影响尤深,终身难忘。课程猛克物理概念和物理意义(含几何意义),所有的数学符号、数学推导,全都必须要以物理概念、物理意义为统帅,不要被数学符号、数学推导蒙昏了头,而淹没了过程的物理实质。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清华大学采用苏联理论力学教材,其中运动学部分的难点是“点的复合运动”一章,而难中之难是其中的加速度合成定理中出现了附加(科氏)加速度一项,解释为牵连转动与相对运动的相互影响。苏联教材一开始含糊其辞、似是而非地在论证位移合成定理时没有出现这种相互影响,从位移合成定理推导速度合成定理也就理所当然地没有它;那么,从速度合成定理推导加速度合成定理时,为什么蹦出来个相互影响呢?笔者以为:如果大学教材中的物理概念含糊其辞、似是而非,而教师和学生又把苏联教材当作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跟着含糊其辞、似是而非地教和学;那么,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物理概念含糊、似是而非,缺乏独立思考的信心,只能死记硬背、模仿照搬、亦步亦趋,那就很难指望其成为创新型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
   
1973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教员,为自动控制专业 (对口航天工业部) 工农兵学员,讲授“卫星控制”课程中所有有关飞行力学和陀螺力学问题,点的复合运动从一个动参考系发展到一串动参考系,所用教材是陆元九院士巨著《惯性导航原理》的前40 % 内容。工农兵学员入学时一般只有初中毕业程度,又只有短短的40学时。课程删除了一切繁复的矢量分析数学推导,自始至终着重讲清物理概念和物理意义,配合以一些课堂演示,并以此证明了相关的物理结论。学员们听课十分认真 ,没有任何一个学员反映听不懂、跟不上的,有的学员把陆元九院士巨著打开放在桌上,一边听讲、一边对照看看讲到哪个物理结论了。课程结束,班党支书、班长到近代力学系总支,送来了热情洋溢的赞扬信和转笔者本人的感谢信,说:“樊老师,您是我们遇到过的讲课最好的老师”!又说:“过去我们每逢学习困难、听不懂、跟不上的时候,总是责备自己基础太差。听了您的课以后才知道,老师的引导作用最为关键”。
   
        
(二) 技术研究 智慧化[3]
   
我国东风1号导弹是仿制前苏联的,有苏联导弹实物,有苏联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宣布召回专家,终止合作项目。1960年11月5日,仿制的东风1号导弹试射成功。接着,我国自行研制东风2号导弹:设计射程从东1的短程500公里,延长到东2的中程1200公里。于是把发动机推力提高,并把弹体加长2米多,但仍保持东1导弹的小直径1.65米。1962年3月21日,东2导弹首次试射只升空飞行了69秒钟,就爆炸起火坠毁在离发射台680米的戈壁滩上,试射重创失败,以后的发动机地面试车,屡次不成功。经详细检查和深入研究分析失败原因,东2导弹总设计师钱学森检讨说是由于导弹抗振强度不够,发动机总设计师任新民说是发动机强度不够。有人提醒钱学森:早在东2导弹研制初期,孙家栋就曾提议把东2导弹直径从1.65米加大到2.3米。
   
东2导弹总设计师钱学森找到聂荣臻元帅说了实话:“我如果知道导弹这么难搞,当初我就不会轻易把我那个意见书递交给中央的”。聂帅问:“知难而退”?钱学森答:“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的压力很大,有的时候真是度日如年哪”!
   
聂荣臻元帅指示说:“要一个一个型号摸清楚、摸透彻,决不能有一点凑合”。聂帅关于技术研究同样需要“透彻”的指示,完全点中了问题的要害。以后经过2年3个月的时间,17次大型地面试验,105次发动机地面试车,1964年6~7月,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2号中程导弹试射三发三中成功了,东2导弹总设计师钱学森打电话给聂荣臻元帅汇报说:“上次我们是小学生,现在是中学毕业了。”

1.两个“智慧化”
  
原来在科学技术范围内,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关系是相对的、多层次的,有一个从前(理论)到后(实践应用)的“科学-技术-生产链”:哲学科学→数学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经验→技术实践→技术产品。其中,科学理论→技术经验→技术实践(如飞机设计科发出生产图纸)的关系,完全类似于法学理论→法律→司法实践(如法院作出判决)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科学-技术-生产链”划分为两半:前半段的科学部分4项,属于钱伟长的工科大学生在校“学得透彻”,即“大学工科教育智慧化” 的范畴;后半段的技术部分3项,属于聂荣臻元帅指示的关于技术研究同样需要“透彻”,即“技术研究智慧化” 的范畴。两个“智慧化”的关系是:工科大学生首先要在校达到“大学工科教育智慧化”,才能在今后技术工作中创造性地完成聂帅指示的关于技术研究同样需要“透彻”,即能符合“技术研究智慧化” 的要求;相反地,如果工科大学生没有达到“大学工科教育智慧化”,并一直带到毕业后一生的技术工作中,那就很难达到“技术研究智慧化”,很难指望其获得丰硕辉煌的创新型成果。

2.技术研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必须与技术相结合,才能产生第一生产力。科学研究是以特定的物质运动为研究对象,影响因素较为单纯,研究成果通用于一切有关产品。技术研究则是以特定产品为研究对象,研究该产品在设计、制造、修理、维护、使用中的一切有关的技术问题。大型复杂产品(如飞机、导弹、航空母舰)有好多万个零件,按照图纸和技术资料的规定,逐级装配成完整的产品,技术资料的条文总量成百上千,资料内容分散、缺乏逻辑联系,牵涉到的科学技术专业数以百计。科学家从所熟悉的影响因素较为单纯的科学研究,蓦然转到生疏的影响因素千头万绪的技术研究,需要一段摸爬滚打的适应过程。
  
我国吴仲华院士于上世纪50年代开创了涡轮机械三元流动数值仿真的先河,发表了论文,被称为吴氏通用理论,从此涡轮机械在世界上得到蓬勃发展, 1992年,吴仲华院士逝世,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为他发了讣告,列举了根据他的理论进行设计的一系列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称他为涡轮机械的先锋。
  
这个例子说明:在我国科学研究取得丰硕辉煌成果以后,必须紧跟着进行技术研究,直至研究制造出一代又一代崭新的产品,即“技术创新产业化”,开拓占领国内外市场,从而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国防效益;否则的话,只是满足于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科学研究论文,可能赢得工业发达国家的空言赞誉,有社会效益,而缺乏经济效益和国防效益,“为他人作嫁衣裳”。工业发达国家把这些免费取得的突破性科学研究成果,经过技术研究开发成崭新的产品,然后再以高价把产品卖给中国,以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财富,如果涉及到国防技术机密,他们还会搞“禁运”。“落后就要挨打”。即使科学研究成果丰硕辉煌,但如科学与技术脱节,技术研究落后没有达到智慧化的水平,不能开发出崭新的产品,同样也要挨打。

3. 技术资料
   
为什么众多丰硕辉煌的科学研究成果被长期搁置,并没有很快接着进行技术研究,而开发成一代又一代崭新的技术产品呢?从上述 “科学-技术-生产链”中可以看出,矗立在技术研究最前面的“拦路虎”便是前人积累创造的“技术经验”。技术经验(资料)的来源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断积累总结技术产品的使用经验,不断总结试验研究的成果。技术经验的研究,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成败,它仍旧是以科学科技观、唯物辩证法全部认识论为指导,同样需要发掘和掌握前人的智慧,即智慧化。
   
笔者1952年是一名对航空工程一窍不通、纯粹数学本科刚毕业的小青年,从离校进国营南昌飞机制造厂飞机设计科接触飞机起,遵照《实践论》、《矛盾论》的教导,凭借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学得透彻”和熟悉俄文的优势,刻苦钻研并很快消化掌握了成百上千条苏联技术资料,发掘和掌握了前人的智慧,达到了技术研究智慧化的要求,只用了1年7个月时间就负责飞机设计科日常技术工作,接着完成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全机几十项加载情况的静力试验任务。1955年,工厂试造成功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起落架,由笔者一人独自拟定其静力试验的原则、方法和验收标准,报送国家二机部航空工业局局长签名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订货部部长签名同意后,用以顶替所缺乏的苏联技术资料和苏联专家,笔者主持完成了其全部静力试验任务。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角度出发,怎样解释上述现象呢? 笔者1954年入党介绍人、中共第13 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家航空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高镇宁副主席(清华1952航空)回忆总结说:“樊蔚勋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而且在处理复杂的故障问题中,和在飞机仿制过程的解释、补充、完善(苏联的)强度报告中,积累了工程经验、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他数学基础扎实,物理概念清晰,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问题”[4]。
   
纪实性史诗大片《国家命运》中有一个镜头:在东风1号导弹仿制初期,来华的苏联专家希望与中方交流,获知中方技术负责人都不会俄文。孙家栋是苏联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维修与管理专业1958年毕业,从所学专业转到航天导弹设计专业还存在一段相当的距离,但他毕业后只用了2年多时间,就能够“脱颖而出”准确提出加大导弹直径到2.3米的建议以避免导弹飞行时的共振破坏坠毁。笔者根据1952年从纯粹数学专业很快转变角色到飞机设计负责岗位的经验,认为孙家栋是以基础知识“学得透彻”和熟悉俄文的优势,钻研了大量的苏联导弹技术资料,发掘和掌握了前人在积累创造技术资料过程中的智慧,所取得的技术成就。
   
1964年6月,改进后的东风2号中程导弹整装待发、准备试射了,又暴露出一个技术难题。原来,6月底的试验基地西北戈壁滩沙漠酷热难当,热胀冷缩,既定容积的燃料箱装不下原定设计重量的燃料,估计会影响射程,看来只有把导弹试射时间往后推迟到天寒地冻了。总指挥张爱萍上将不同意,不能无限制推迟试射时间。导弹研究院副政委苏贵山少将主持会议研究办法,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刚毕业的王永志中尉提出了解决方案:把原定设计重量的燃料减少600公斤,使燃料、氧化剂到达最佳混合配比而同时消耗完毕,不剩下任何废料,减轻了重量,不仅不减少、反而会延长导弹射程。王的方案立即被否掉。
   
王永志中尉不顾反对,继续坚持己见,当晚,递上了书面的最佳混合配比的计算过程,以进一步说明减少燃料600公斤的方案。还有可能是考虑到张爱萍上将对试射时间的严格要求,该方案终于得到批准实施,东2导弹试射三发三中成功了,证实了王永志方案的正确性。
   
航空飞行器(飞机)总是在大气层中飞行,航空发动机有进气道,以采纳飞机周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源源不断地为燃烧过程提供足够的氧化剂。航天飞行器(导弹)没有这个便利,必须自身携带氧化剂。王永志中尉实际上指出了:东2导弹携带的既定设计重量的氧化剂,严格制约了燃烧过程,按照最佳混合配比以达到充分燃烧要求的化学常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原定设计重量的燃料。这是航天技术区别于航空的突出标志和普通常识。
   
否则的话,把东2导弹试射时间推迟到天寒地冻以加足原定设计重量的燃料,自始至终多余携带的燃料600公斤重量,反而阻滞缩短了导弹射程。这将一再延误我国中程导弹的成功研制,一再延误两弹结合(导弹装上核弹头)以形成震慑的国防力量。
   

(三) 技术经验研究 智慧化

技术创新产业化
   
我国在校工科大学生已经超过500万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人数,全球第一,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工科教育大国。但如按全国13~14亿人口来平均,其相对数字并不高。众多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何在呢?一句话,以学校所学,特别是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所长,报效祖国建设,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技术创新产业化具有相当大的红利。这样,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国从世界上的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从第二经济大国转变为第一经济强国,开拓占领国内外市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使我国的人均GDP快速增长、民富国强、大踏步奔小康,大大提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技术创新产业化首先要把,中国制造产品中的一切外国专利、知识产权统统国产化,即以中国专利、知识产权完全代替它、并在性价比方面超过它。不要瞧不起小产品,很多小产品关系民生,需求数量大、利润丰厚,现有从业人员的科学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小产品技术创新产业化可以开拓占领国内外市场,提供各类人员大量的就业机会。现在国家对自主创新建设有能力的加大了支持力度,社会上也有一批游资在寻找技术创新的投资项目,只要自己有本领、有勇气,可以技术入股,也可以自己当老板。

技术经验研究智慧化
   
技术研究,首先碰到的是要把技术经验“摸透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这就需要技术经验研究智慧化。克服了技术经验这个“拦路虎”,才能直接指导技术实践,使科学与技术顺利地结合起来,技术创新产业化,产生崭新的第一生产力。
   
技术经验表现为文字、图像,便是技术资料。技术资料罗列许多条文,只规定应当怎样做,不说明为什么这样做,大的复杂产品技术资料条文总量成百上千,不可能完全死记硬背住。技术资料里的一部分条文,可以用已有的科学技术理论来解释,可是涉及到的科学技术门类太多,很多是学校里没有学过的,就以在校数理化“学得透彻”的优势,找到中等职业教育有关教材,猛克其物理概念、物理意义和实用结论,直到能联系解释技术资料里有关条文为止。技术资料里有许多条文,貌似相互孤立,彼此缺乏联系,还没有上升为科学理论,可模仿自然科学发展史,尝试拟定一些“理论”,试图以此解释条文本身及其相关条文之间的逻辑联系,达到目的后,便把这些“理论”暂时肯定下来,记在自己脑子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技术资料就得更新取代,为解释旧资料所尝试拟定的一些“理论”,就要为新的“理论”所取代。通过理论(含自己拟定的一些“理论”)来阅读、理解和记忆技术资料,能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效果神奇,从而迅速掌握了这些资料。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条文的技术内容一时理解接受不了,就把它们暂时储存在头脑里,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知识的不断积累更新、和理解能力不断提高,经过一段时间(长的可达几年、几十年),就有可能提高对这些技术内容的认识 [5]。不要轻易放过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每一幅图像、照片,尽可能发掘和掌握其技术经验。
   
技术经验表现为口头上的片言只语,仍然需要技术经验研究智慧化。钱伟长注意到 ,日本人偷学我国的景泰蓝工艺技术,在1975~1976的两年里,他们接连派了十几个北京旅游团,中间总有那么几个行家跑到景泰蓝工艺厂去参观,参观了就提一个问题,我们对于外宾总是热忱相待、有问必答,他们回国后就分析试验研究。第二次又来了,又提一个问题,同样热忱相待、有问必答,他们回国后又分析试验研究。经过十几次来往,日本人就把我国的景泰蓝工艺技术,完全学到手了 。
   
技术经验表现为产品实物。钱伟长注意到,1968年日本人决定要生产轻骑摩托车,只搞技术进口,不搞设备进口、生产线进口。从日本全国各地小厂抽调行家200多人组成交通省“新型摩托车生产中心”,挑选了二、三十个人,分五、六人为一组分散去各国,把全世界最先进的摩托车实物做为样品,以及尽可能搞到手的技术经验,都收集在一起,回到日本后,把样品实物全部解剖,仔细核对,以分析鉴别外国厂商介绍的技术经验的可信度,集中各方面优点自行设计出了一种摩托车,一下子超过了全世界,1972年大批生产,打败了各国同类产品,占领了国际市场 [6]。日本发展工业,只搞技术进口,依靠技术经验研究智慧化,才能广泛收集、综合研究、最终发展,超越了各国同类产品,从而取得了成功。如果缺少技术经验研究智慧化,发展工业就只能依靠设备进口、生产线进口,亦步亦趋跟着外国人后面走,那就很难指望产品技术水平超越外国和领先世界。
   
做好售后服务。创新工业产品在设计制造出来以后,必须通过有关工业试验的检验,才能投入市场交付使用。然而,工业试验的项目和条件毕竟有限,产品售出交付千家万户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使用效果,才是对已有技术经验的最全面、最权威的检验。生产厂家做好售后服务:从短期看,是要付出一些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但从长期看,广泛收集到用户的各种意见需求,收集到最全面、最权威的使用效果,并据此修改和丰富了技术经验,可以大幅度改进产品的设计制造,大大提高了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取得了更加可观的经济效益。
实践出真知
   
最近4年,我国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笔者以为,上述流行说法是错误的:(1)危言耸听,不符合客观实际;(2)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会产生负能量。
   
什么是“学术”?蔡元培(1917)的解释是:“学”为学理,指文科(文、史、哲)、理科;“术”为应用,指法、商、医、工、农等应用各科。 我国现在有以下(文科1,农科1,工科4)共6位学术大师,都是在1949年解放后进大学培养的,都是本科学历(莫言硕士学历),实践出真知,都是在几十年社会实践和技术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其学术成就名垂青史,天文小行星与日月星辰同辉,都完全能够跟解放前的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莫言,诺贝尔2012年文学奖;2。袁隆平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天文“袁隆平星”;3。孙家栋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弹一星”元勋,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天文“孙家栋星”;4。王永志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天文“王永志星”;5。王选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被誉为,中国2000多年以来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6。王小漠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创建世界领先空警2000予警机,创造了9个世界第一,比美国E-3C领先一代。
   
诚然,1949年解放后培养的学术大师,在数量上,还嫌太少,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这就需要大力贯彻执行毛泽东教育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科学技术教育思想。

         
(四)毛泽东 科学技术教育思想

1. 1929年
   
毛泽东“十大教授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1]。
   
第1条讲的是教育的基本方法、原则性的方法,就是要用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注入什么?单纯注入知识。启发什么?启发智慧(唯物观点、辩证方法、四个能力),以此来得到正确地看待知识、获取知识、驾御知识和发展知识,智慧统帅知识,智慧是知识的精髓。本文讨论的 “大学工科教育智慧化”、“技术研究智慧化”、“技术经验研究智慧化”等,都是遵此展开的。
   
1952年我国高校学习苏联、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成为纯工科的大学。苏联的大学工科秉承了苏联教育家凯洛夫(1893-1978)发明的填鸭式教育,即毛泽东一贯主张废止的注入式教育。填鸭式(注入式)教育认为,必须把工程师有关的全部知识,含经验性知识在内,统统在学校里灌输给在校学生,这就必然导致:(1)课程门数繁多;(2)课程内容繁琐;(3)专业划分过细;(4)本科学制一再延长,从4年到5年、6年。
   
填鸭式(注入式)教育在我国实施以来,激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964-07-05对大学工科高年级学生谈话:“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1] 。
   
填鸭式(注入式)教育,很难培养出创新型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

2. 1939年
   
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员讲课时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 [1] 。

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切教学中贯穿思想教育的原则,教育青年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科学历史观、科学政治观、科学人生观、科学道德观等。对于理工科院校的科学技术教育,还要延伸到科学科学观、科学科技观。所有以上这些,一脉相承,都是唯物辩证法科学世界观的各种具体表现。

3. 1942年
   
毛泽东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党八股》)。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世界观,即唯物辩证法科学世界观,这就是本文用“智慧”二字涵盖“唯物观点、辩证方法、四个能力”的溯源。
   
列宁(1921)说:“要记住,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如此等等”[7]。
   
科学技术专家将通过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科学世界观,即有自发的科学科技观的倾向,这是我们对科学技术大师的基本认识。我们需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便从“自发”的逐步转变为“自觉”的,即用唯物辩证法科学世界观,自觉地指导科学技术各项产、学、研的工作,以获得丰硕辉煌的创新成果。

4. 1964年
   
毛泽东1964-07-05对大学工科高年级学生谈话:“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出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1]。
   
毛泽东对大学工科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们应当发掘和掌握足够的智慧(唯物观点、辩证方法、四个能力),而在“四个能力”中,毛泽东首先看重学生“观察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是培养丰富多彩的科技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开端和标志。其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顶多只能回答出百分之五十,学生此时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智慧水平,师生之间已经演变为“亦师亦友”的关系,适用于“十大教授法”中的第10条“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的要求。
   
毛泽东反对了大学工科填鸭式(注入式)教育,热情展望了教育智慧化的生龙活虎的景象,并对大学工科高年级学生的智慧水平提出了严格的数量指标要求。这是我们培养创新型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前进指南和灯塔。如能遵此执行,可以预料:我国将很快从世界上的工科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创新型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辈出;从而大大提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1]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2] 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N],光明日报1957-01-07
[3] 纪实性史诗大片《国家命运》,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1,2012年10月
[4] 樊蔚勋,科学技术改革即去苏联化[J],飞机设计,2011,31(2),1~8
[5] 樊蔚勋,从数学系毕业到航空四级工程师[M],清华校友通讯,2002,(复46),
44~47,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钱伟长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165~178,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6] 钱伟长,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问题[M],钱伟长学术论著自选集,292~31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 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345~35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中央编译局网站编辑部2011-02-11 发布(引文中的黑体字,是列宁全集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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